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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鲜明特点


2014-09-10 22:08:10   来源:   评论:0 点击:
纵向看数千年的历史变迁,横向看政治、经济、社会、伦理各方面,综合看东西方价值观取向,中华民族的优良道德的传统。其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鲜明特点

            

                                        栾传大

 

 

从中华传统美德的发展、演变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华传统美德以儒家道德思想为主题,崇高经世致用,以治国安民、协调关系、稳定社会、完善人格为最终目的,推动了中华民族的文明进步,体现了人类文明具有永恒价值的道德智慧。

纵向看数千年的历史变迁,横向看政治、经济、社会、伦理各方面,综合看东西方价值观取向,中华民族的优良道德的传统。其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一、    兼收并蓄,包容互鉴

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文化博大精深,具有兼收并蓄、包容互鉴的鲜明特点。据史书记载,数千年前,在黄河中游出现了一个由若干民族集团汇集和逐步融合的核心——华夏族,并不断地把周围的民族吸收进入这个核心,在黄河、长江中下游平原处于了支配地位,其他民族称之为汉族。汉族在中华民族文化发展过程中居于指导地位,并不断地收容其他民族的成分而日益壮大,从而形成多民族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中华民族由于共同生活在一起,在文化上相互交融,共同建构了丰富灿烂、气象万千的和合文化体系。最早记载在《尚书》中的“和”是指对社会、人际关系诸多冲突的处理;“合”指相合、符合。春秋时期,和合二字联用并举,构成和合范畴。概而言之,所谓和合的和,指和谐、和平、祥和;合指结合、融合、合作。在此和合精神的指导下,中华文化不断创新,同时也推动着中国社会的不断发展。和合精神也成为人们普遍认同的观念。

秦汉以来,和合概念被普遍运用,中国文化的发展也呈现出一种融合的趋势,同时也保留各家的鲜明特色和个性。不仅世俗文化各家各派讲和合,而且宗教文化也讲和合。宗教文化与世俗儒家文化之间也讲和合,在保持各自文化特色的同时,相互融合,相互吸取,由此促进了中国文化的持续发展。和合思想自产生以来,作为对普遍的文化现象本质的概括,始终贯穿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各个时代、各家各派之中,而成为中国文化的精髓和被普遍认同的人文精神。

中国和合文化不仅和其他民族和谐相处,而且包容了道家、佛家的道德规范;不仅能融和外来宗教使之并存不悖,还能把征服她的外民族同化。例如中国古代鲜卑、契丹、女真等民族曾建立北魏、辽、金等政权,这些游牧民族学习、接受中原农耕文明之后,却又放弃了本民族的习惯传统,先后融合成为了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清代乾隆年间,向往祖国、反抗沙俄压迫的土尔扈特部在首领渥巴锡的率领下,冲破沙俄军队的重重截击,历经千辛万苦,行程万余里,于1771年回到了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土尔扈特部的万里回归,体现了各族人民对祖国的热爱和向往,更体现了中华民族强大的凝聚力。

在中国历史上,各地区和各民族都曾建立过独立的政权,相互间也曾长期混战,造成沉重的灾难。但每次分裂大都是短暂的,而且之后又复归于更高度的统一。中国成为世界上唯一长期保持大致相同的区域的国家,不能不说这是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的和合精神所具有宏大的包容性、巨大的凝聚力有着紧密相关的。

二、    世代相袭 绵延不绝

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文化前源流水,具有世代相袭、绵延不绝的特征。在历史上,我国古代统治阶级特别重视道德在社会发展的作用,强调“德者,本也”“德,国家之基也”,把道德看作是根本的治国之道,对中华传统道德的推行力度非常之大,使道德成为一种强大的社会规范力量,与法制形成了十分有效互补关系。在长期历史发展进程中,中华传统道德一直是我国社会稳定和谐点精神支柱,是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道德根基,也是中华民族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我们看到,在几千年的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由56个民族组成的中华民族,虽然也曾有过矛盾和冲突,但总是相互支持,共同抵御外来侵略,维护了中华民族的统一和团结,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成为人类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

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的埃及,虽然历史比中国早一些,但先后被波斯、罗马、阿拉伯帝国所征服,其文化也被阿拉伯文化所代替;古代印度,其本民族历史的文字记载早已丧失殆尽;古巴比伦,作为一个国家的名称早已在历史上消失,其文化也被中断。人类文明的四大发源地,有三个都先后衰落了,或者分裂成许多国家,惟独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的发展绵延不断,经久不衰,世代相袭,至今仍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始终保持着旺盛的延续力。今天,“中华文明为什么能够绵延数千年而不衰?”成为一个世界性迷题,不少学者试图找到答案。细究起来,其原因有很多,但其中有个重要的根由,就是中国不仅有着共同祖先遗传下来的血统,而且有着共同的优秀文化和美德传统。就是这血统与传统,繁衍、培育、造就了世世代代的炎黄子孙;就是这两统孕育着、凝聚着人口众多的中国社会的稳定运行,维系着社会和谐;就是这两统的凝聚性与延续性,使中华民族祖德与祖魂一辈传一辈,代代相续相传。例如,孟子、荀子不仅将孔子的原本言行继承下来,而且还将其发展到一个新阶段,成为孔孟之道。秦亡汉兴,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孔子入学独尊,使其成为封建统治思想的正统“名教”。历史发展到宋代,儒学不仅没有中断,而且大思想家朱熹地位又把《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归为四书,并亲自作《四书集注》。到了近代,中国虽被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国门,但孔子为代表的儒学思想非但没有中断反而通过与西方文化广泛接触、交流、又有新的发展。

综观儒家经典、系统考析中国5000多年的道德传统文化,不难看出,“仁义礼智信”是中国人的标志性的典型传统美德。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核心内容,总体看,在不同历史不管是群雄割据,还是天下一统,虽略有增疑,但大体是一脉相承的,其具有主体传承性、继承性是不言而喻的。正因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具有强大的延续性、凝聚性、本体继承性,所以,中国优秀的文化传统和传统美德,虽然屡遭挫折,最终还是保留下来了,并逐步趋于系统,成为了中国人广泛认同并悉心守护的传统美德和民族精神。

 

三、    立体开放性  影响深远

 

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文化,虚怀若谷,善于吸纳,具有广远的立体开放性。孔子带弟子周游列国、张骞两通西域、唐玄奘印度取经、鉴真东渡日本、郑和七下西洋,以及海陆两条丝绸之路的开通,历史上这些重大的经济、文化的交流活动,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美德不仅对外进行了吸纳,而且也向外进行了传播。事实充分说明,中华民族从来不是自甘封闭的民族,发达的中国古代文明深刻地影响了世界历史的进程,为人类文明和进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早在公元前2世纪,中国文化伦理传统,就在朝鲜开始传播。在日本,孔子的儒家思想几乎成为日本文化伦理思想的主流。今天的日语,就是以汉字为基础逐步发展起来的。至今经常使用的汉字尚有2000个。日本史学界公认,日本文化及其伦理道德文明是吸吮中国文化的精华而成长发展起来的。

近代欧洲第一位崇尚理性的法国启蒙思想家笛卡尔自幼深受中国文化浸染。他在著名著作《方法论》中热情颂扬了中国人的智慧和理性。法国启蒙时代的“百科全书”著名学者狄德罗曾高度评价过中国儒家经典《五经》《四书》。他称赞《论语》中的道德警句体现的道德观要比“其他的超验哲学和经验哲学高明得多”。,启蒙时代另一位著名思想家伏尔泰则极力推崇中国的传统哲学。他曾说“世界历史始于中国” 当中华文明已然昌盛、发达之时,欧洲人“还只是一群在阿登森林中流浪的野人呢”。德国启蒙哲学的实际开创者莱布尼茨在《中国新论》中写道:“我们以前谁也不曾想到:在这个世界上还有比我们的伦理更完善,立身处世之道更为进步的民族存在。但事实上,我们却发现了中华民族了,它竟使我们觉醒了。”他断言:“要是理性对这种恶害(指由于宗教神权造成的无知、愚昧和苦难)还有救药的话,那么,中华民族便是首先得到这种良好规范的民族了。”可见,中华民族的优秀伦理道德不仅是中华民族之瑰宝,东方传统伦理道德的中轴与主流,同时,也是全人类的精神财富,有着与日月同辉,普照人类的规范与影响作用。

四、爱国爱民 先公后私

在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中,社稷利益、民族利益、社会整体利益占有特别重要地位,主张始终把国家和民族命运放在首位,先公后私、见利思义,反对以自我为中心、自私自利。我国传统美德,看重家庭、民族、国家对个人的价值,反对离群索居,游离群体之外;看重个人对家庭、民族、国家的职责与义务,反对过分强调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主张一种集体主义的生存方式,认为只有把个人融入群体之中,个人的的生存和发展才有保障,才能对抗各种压力和威胁。正是这种注重整体利益和把国家命运放在首位的思想,对我们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起到了重要作用。从孔子的“杀身成仁”、孟子的“舍生取义”,到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再到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和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都是从整体利益和把国家命运放在首位出发的。

中国传统道德的核心及其一贯思想,就是强调为社会、为人民、为国家的整体主义思想。所谓整体,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主要指的是整个社会、民族和国家。可以说,一切传统美德都是围绕着这一整体精神而展开的。《诗经》中提出的“夙夜在公”,孔子《礼记·礼运》“大道之行,天下为公”,贾谊《治安策》中提出的“国而忘家,公而忘私”等,都不断强调着一种为整体而献身的公忠精神。

公忠是中华民族传统最基本的传统美德和重要规范。历史上秉公执法,顾全大局,反贪拒贿,清正廉明的公忠事例不胜枚举。如霍去病提出“匈奴未灭,何以为家”;文天祥提出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颜元力求的“富天下,强天下,安天下”,等等。如石碏为国家利益大义灭亲;子文秉公执法,不私亲故;包公铁面无私,不畏权贵,并立家规“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者,不得放归本家,死不得葬大茔中,不从吾志,非吾子若孙也。”宋子罕以廉为宝,坚决拒绝送他宝玉;东汉杨震清廉戒“四知”“天知、神知、我知、子知”。

公忠不仅被看作是个人的“修身之要”,而且被定为社会道德的最高准则。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精神就是今天我们所弘扬的集体主义与爱国主义精神。

整体主义精神,注重整体利益和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其核心是坚持民惟邦本,仁者爱人,为人民大众服务。春秋时期,“仁”的思想得到极大发展。当时政治家们认识到,“仁,所以保民。……不仁则民不至”,甚至把仁当成“恤民为德,正直为正。正曲为直”这三种品德综合。孔子的“仁”思想,就是在这个基础之上产生的。孔子认为“仁人”是很高的人格境界。 “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生以成仁”。后来,孟子又将孔子仁的思想推广到政治领域,提出仁政说。《礼记》对孔子的“仁”的思想,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提出了“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思想,反映了儒家所理想的“大同世界”。

清代晚期开始,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和思想家,在批判封建道德的战斗中,一方面借鉴和拿来西方的“自由、平等、博爱”,一方面又向古代“仁”寻觅武器,把两方面结合起来,相互为用。在这个诠释“仁”的潮流中,谭世同和孙中山是代表人物。孙中山说自己提倡的仁爱是一种“广义之博爱”,即“普遍普及,地尽五洲,时历万世,蒸蒸芸芸,莫不被其惠泽”,是实现“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他指出这种“仁爱”和“博爱”就是“为公爱而非私爱”,就是“为众人服务”。

为人民服务,是对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仁”思想的继承与升华。早在19449月,毛泽东同志为了纪念为革命而牺牲的张思德同志,专门写了一篇题为《为人民服务》的文章。他说“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队伍。我们这个队伍是完全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再一次强调:“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宗旨。”邓小平同志进一步发展了毛泽东同志的“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改革开放以来,他更明确地指出,人民满意不满意、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赞成不赞成,应当成为检验我们一切工作的标准。可以说,后来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都是发展了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涌现出许许多多的模范人物,如雷锋、焦裕禄、王进喜、时传祥、徐虎、李素丽、李国安、孔繁森、任长霞、杨善洲、郭明义、罗阳等,他们的模范事迹和先进行为清楚地表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为根底的社会主义道德核心,就是由他们这种崇高的“为人民服务”和坚持集体主义原则精神所继承所体现的。

国家为人民,人民为国家。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最近20年来中国之巨变,原因可以见仁见智,但有一点已是共识,那就是中华民族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执政理念,培育和激发了人民大众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的精神与热情。如“九八抗洪”、 抗击“非典”、抗击南方冰雪、08年汶川抗震救灾,在这些连续抗御自然灾害斗争中,体现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勤劳勇敢、不畏艰难、敢于抗争的大无畏英雄气概,体现了中华民族团结一心、患难与共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巨大凝聚力和向心力,体现了中华民族仁民爱物的人道主义精神,放射出感天动地的人性光芒。

作为社会主义道德核心的“为人民服务”,强调的是我们一切的根本目的和出发点,都是为了广大人民群众利益;而作为社会主义道德原则的“集体主义”,强调的是我们在为人民服务的活动中,在处理个人与他人、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中,要能够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贯彻人民利益高于一切思想,更好地处理各种矛盾,从而使我们的道德行为,能够更好地维护人民利益和国家利益,个个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四、    崇德重义 胸怀天下

道德,主要是用来规范人的行为、调节人际关系的。但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并不仅仅停留在这个层次上,而是把道德上升到崇高理想、完美人格的高度。首先,把道德与崇高理想、完美人格相统一。

儒家主张从内心深处确立道德的信仰,把道德作为崇高理想、完美人格来追求。如讲“崇德重义”“志于道,据于德”“志存高远”“心怀天下”“效法圣贤”。北宋哲学家张载有句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样的理想才是崇高的理想,以此为人生目标的人格才是完美的人格。从这里,可以看到儒家对崇高理想、完美人格的重视。其次,以崇高理想为引领,以完美人格做支撑。儒家认为,有了崇高理想、完善人格,在道德实践上才会立场坚定,经受得住严峻考验,才能做到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中国古代理想人格的极致是至真至善,达到这个境界就是圣人。中国历史上关于君子和圣贤的论述极多,主流认知认为,君子重在个人品德,即有较高道德水准,而圣贤则道德与功业并重,真善统一,至真至善。圣人在层次上高于贤人。圣贤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指具有理想的完美人格。

孔子被尊为圣人,他的理想人格是有道德,有智慧,有勇气,也就是智、仁、勇“三达德”。孟子被尊为亚圣,他的理想人格是“大丈夫”,“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即奉行正义,始终不渝。宋明理学从天人合一的角度对理想人格的各方面都做了充分阐发,因此被称为“圣学”。君子、圣贤代表了不同的人格层次,是历代士人的追求目标。历史上圣贤的人格和功业,曾激励过世代无数人努力奋斗。总结分析这些君子圣贤的突出表现,有如下几个方面。

注重道德,崇尚操守,是追求崇高理想与完美人格的基本特点。我国早有“太上贵德”,“百行以德为首”,立德、立功、立言等志向。具体体现在在伦理道德观上就是重义轻利。如孔子主张“见利思义”“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体现在政治观上,则是强调“民惟邦本”“敬德保民”“以德配天”。孔子提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孟轲提出“保民而王”“仁者无敌”。

爱惜名节,砥砺风操,是追求崇高理想与完美人格的突出特点。孔子讲“临大节而不可夺”,庄子讲“众人重利,廉士重名,贤人尚志”,所谓志、气、名、节,实际上是指人们所坚守不渝的人生理想和道德信念。古人重惜名节操守,特别突出表现在以身殉道、刚正不阿、安贫守志、高洁自持等诸多方面。在中华民族历史上不乏“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生死不可易的铁骨铮铮的硬汉。唐代名将张巡、许远在安史之乱中,为维护国家统一,合力坚守睢阳危城,共同抵御叛军,因粮尽援绝,城破被俘,在敌人的屠刀下英勇就义。南宋名臣文天祥在明朝廷危难之际起兵抗元,历尽劫难,奋战不息,兵败被执后,他以浩然正气拒绝敌人诱降,实现了以死报国的壮志。明世宗听信奸相严嵩作威作福,民不聊生,海瑞挺身而出,上《治安疏》,将世宗四十多年来的施政失误一一加以指责,义正词严,批鳞逆耳,一时直声震天下,成为儒家注重名节操守的典范。

浩然正气,见义勇为,是追求崇高理想与完美人格的最大特点。浩然正气最早是孟子提出的“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认为,道德修养达到一定高度,就会产生一种至大至刚的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力量鼓舞人见义勇为,为实现道义勇往直前。浩然正气不同于匹夫之勇,它是由道德修养达到高尚而产生的。

古往今来,把理想和信念看得高于一切的仁人志士不胜枚举。例如,商朝的比干忠肝义胆,以死劝谏暴虐无道的纣王。汉代苏武奉命持节出使匈奴,被匈奴强行扣留。匈奴单于为了逼迫苏武归降,将他安置在酷寒之地北海牧羊士九载。苏武虽然受尽了折磨,但对于祖国的忠诚始终没有动摇。 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北洋军师管带邓世昌以顽强不屈的战斗精神,指挥着致远号军舰冲锋陷阵,奋勇杀敌。当致远号舰身受伤,濒临绝境时。邓世昌激励将士说:“吾辈从军卫国,早置生死于度外,今日之事,有死而已。”他冒着敌人密集的炮火,驾驶着已严重倾斜的致远号,在弹雨中迅速向吉野号撞去,决心与吉野号同归于尽。不幸的是,致远号被日军的鱼雷击中,邓世昌同全舰250名将士慷慨从容地沉没在万顷波涛之中。古先贤们的赤胆忠心和坚贞气节,以及舍生取义、视死如归的英雄壮举,为后世敬仰,永远激励华夏儿女。

六、  修身为本  践履力行

“修身为本”,是说追求崇高的道德理想,应该从自身具体的思想情感、言谈举止做起。如果不从细节着手,不严格自律,请于反省,很容易走歪路,也就不可能成就大业。“践履力行”,是说要把道德落实到实际行动上,而不能仅仅停留在观念上、口头上。

我国古代思想家十分重视“修身为本”,儒家认为,只有通过“修身”“躬行”,才能达到“陶冶性情”“变化气质”进而达到成圣成贤的目的。《大学》把治国、平天下作为最终目标的同时,强调修身在先,认为只有先修身,才能进一步齐家,最后实现治国、平天下的抱负,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注重修身为本,古人有很多这方面的论述和经验,认为立志和为学是不可或缺的步骤。立志志学,第一是志要笃,求学的意志要坚定,不能半途而废;第二是志要大,志小则容易自满,不求上进,志大则学无止境。只有志笃、志大,才会学有所成,实现自己理想。注重为学好学,古之各家不同,佛家讲面壁、顿悟,道家讲炼丹、修行,儒家讲学问、内省。如孔子讲“修己”方法,一是广见,二是博闻,三是好学,四是多问,五是内省。孔子自己每到一个国家,必然问清那里的整治情况,而且态度谦恭,所以有问必得。孔子谦恭好学在今天仍具有现实借鉴意义。在人与人、国与国的各种交往中,你谦恭有礼,对方就愿意和你打交道,愿意与你合作,愿意与你交朋友,愿意与你分享经验,你就能得到进步,得到支持,得到发展。

“慎独”是儒家倡导的一种提高道德修养的重要方法。慎独是指一个人独自居处的时候也要谨慎地注意自己的内心和行为,防止有违背道德的思念或不符合道德要求的行为。《中庸》更明确强调君子在他人看不见、听不到自己言行的时候也要特别注意检点自己。慎独的内容包括克己与内省。克己,就是孔子主张“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内省,就是自我反省。  清代名臣曾国藩是一个慎独的典范。从少年起,他就天天写日记反省自己,一生中没有一天不审视自己,教训自己。他待上、待下、待同事谦和宽容,豁达大度,一生朋友很多,很受人尊重;他守着“拙诚”、埋头苦干,不论遭受多大打击,都不灰心丧气,而是再接再厉,坚持到底。曾国藩是中国传统文化持家教子的最大成功者。他是最好的儿子,能使父母宽心;是最好的哥哥,教导和照顾弟妹,体贴入微,更是仁慈的父亲,是儿女的好榜样。他的《家书》讲求人生理想、精神境界和道德修养,在今天看仍然具有较高的借鉴价值。

我们今天提倡“慎独”,一是要在内心树立“慎独”“慎初”“慎微”的意识,从开始做起,从小事做起,时时、事事、处处自我监督,严格要求,提高饯行美德的自觉性;二是要培养诚实守信和自我控制能力,在无人见处与有人见处一个样,见利思义,严格遵守道德法规,不做违法缺德的事情;三是要勇于批评与自我批评,及时改正自己的错误,即使在无人见处也能与不良现象做斗争。

注重践履力行,在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中同样具有重要地位。中国古籍中关于力行的文字出现很早,《左传》中就有“非知之实难,将在行之”的说法。孔子最主要的思想“仁”、“忠恕”不光是要求人有同情心,而且要求用行动来实践同情心。孟子认为理想人格的造就全在于道德实践,在于推及他人。荀子提倡“学至于行而止矣”,道德行为是道德理想的最后完成。明代王阳明特别强调“知行合一”的思想,认为不行何可谓之知,行本身就是知,知“孝”必须行“孝”,而行“孝”就是知“孝”。孙中山提出“知难行易”为知行问题注入新的时代内容。

在践履力行方面,中国古代思想家提出“事上磨练”的实践修养方法,对今人很有借鉴意义。孔子教人在具体事务上锻炼才干,磨炼意志。孟子认为实际事务甚至痛苦境地的磨炼是人担当大任的先决条件。中国古代思想家普遍认为,事上磨练比书本所得更真实、更深切,事上磨练既是做了实事,又能在其中体验人生,增进修养,有益于他人。

 

 

                              摘自《中华传统美德教育读本》<时事报告>杂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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